湖北省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田垄间，80岁的刘文豹种地四十余年，每次来到田间地头，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热爱。
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农民，并不一般。
除了有着老农人的勤劳质朴外，他还是个机械能手，开荒改良土地，种出几千万斤粮食，被称为一代“粮王”。
3月11日，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去，在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的枣阳弘农家庭农场，80岁的刘文豹蹲在麦田里，顺手拔起一株麦苗查看长势。
“长势还可以，你给老二交代一下，注意病虫害，要备齐机械、农药，做到及时防控。”刘文豹吩咐大儿子刘斌。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种了一辈子粮，经验丰富。我们都听他的。”刘斌告诉记者，尽管父亲年龄大了，又有高血压，但每天转田埂是少不了的。
“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种粮，现在不仅自己种，两个儿子也跟着一起种。”谈及过往，刘文豹轻描淡写。
刘文豹是南漳县李庙镇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凭借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成为当时湖北最大的种粮户，并获得了“一代粮王”的美誉。
时针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春潮涌动，万象更新。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等待一场久旱逢甘霖般的变革。常年受困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无疑是一次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真正敢从常年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迈出那一步的人还是少数。
但历史会奖励向前一步的人。
刘文豹感受到了春风拂面的暖意，他觉得这是个大好的机会，跃跃欲试。而且他从不想太多，“干就是了。”就是这四个字，贯穿了刘文豹的一生。但凡这其中掺杂了一些利弊得失的计较，“粮王”的故事恐怕就是另一番面貌。只要做事，总会遇到失败，但就是这起落成败的跌宕起伏，反复考验和捶打着一个人的决心。
由于刘文豹之前当过国营农场的农机员，1982年他便自筹资金买了4台拖拉机，搞起了“农机代耕”。在那个家家户户还是牛犁地的年代，农机的意义不亚于人类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器时代。所以那时刘文豹的生意特别好，“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一次连着7天7夜没睡个囫囵觉，等种完地骑自行车回家时，一头栽倒在地上睡着了。”而且他自己就是农民，处处以农民的利益为重，“绝不让农民吃亏。”就靠着这两年的辛苦与忙碌，刘文豹攒下了第一桶金。
尝到了政策甜头的刘文豹又开始琢磨，“与其只帮别人搞一个生产环节，不如承包种地的全过程。”而且他认识到，规模才能出效益，便一口气承包了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的1070亩荒地种粮。
有人说他，“你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正是，为啥我叫刘文豹呢？”
别人都说，“这些荒地根本就种不出来粮食，就算种出来，投入产出比也不划算。”但刘文豹从没想那么多，“在我眼里就没有种不好的地，我只想着怎么才能把地种好。”
“但是有些地确实不适合耕种啊？”
“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
就这样，他成了“中国农民规模经营第一人”。在历史潮流涌来的第一个浪头下，成为了弄潮人。不久后，刘文豹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
如果说人这一辈子，活的是几个瞬间，那么1989年的那个正月，刘文豹永远也忘不了。他是在一个大雪天出发的，先是走了十几里的路到镇上，又搭了辆大卡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才到县里。在县里终于坐上了火车到了省城，再转车去北京。几天后，他终于踏进了中南海，与全国百名种粮大户一起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得了中国“一代粮王”的美誉。
种粮，是刘文豹最朴素的执念。以古驿镇为起点，40年来，从汉江上的襄阳鱼梁洲，到黄河边的宁夏银川和石嘴山，再到鄂北岗地上的湖北枣阳，在此期间，儿子刘斌、刘杰也加入种粮事业。目前，父子仨累计开荒改良土地2万多亩，生产7800多万斤粮食。
2021年，刘文豹举家回到襄阳，在枣阳流转了2000亩土地种粮。父子3人又开始新一轮创业。
落户枣阳，刘文豹认为，这里基础好，对种粮大户也“高看一眼”。
其实，对刘文豹父子来说，20多年没有回湖北种粮，气候环境和种植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挑战也不少。第一年按照在宁夏的方式种了120亩水稻，因为温度高没撤水，三成没出苗，第二年灌完水以后就开沟，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目前小麦、水稻、高粱、春玉米等作物的产量都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效益也很可观。
“这是赔出来的经验。”刘斌笑着说，去年收小麦的时候遭遇了烂场雨，雇了5台收割机，花了5天时间把1700亩小麦全部割完了，但是收购企业每天只能给我们烘干30吨，来不及烘干的被“捂”着发酵了，也没卖上价。
今年，刘文豹父子下决心跟镇上申请了一块农业设施用地，投资200万元建了仓库和两套烘干设施。对于年产粮食近300万斤的刘氏父子来说，有了这些烘干设备，每年能省下十几万元的人工费用。
而这笔精打细算的“长期投资”也寄托着刘文豹父子要在这里扎下根的心愿。
现在，刘文豹有两个“家”，一个家在襄阳城里，却只有每年过年走亲访友，才会回去住上几天；另一个家就在枣阳市王城镇董楼村的家庭农场，他和老伴、两个儿子就住在3间平房里。这里有他们的全部“家当”——两台大型收割机、7台拖拉机，还有新购置的烘干设备。
“乡亲们都愿意把地流转给刘文豹。他们看得出来，刘文豹对庄稼有感情。”董楼村党支部书记梅开军说，2023年，董楼村被纳入小田并大田试点，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村民大会，为刘文豹调整了270亩稻田，使他的稻田由200亩扩大到470亩。
梅开军告诉记者，他们把农户抛荒的田地集中流转给刘文豹。通过整合集并农村土地经营权，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推动农田“优质、集中、连片”，进一步提升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水平，董楼村实现了农民、村集体双增收目标。
垦荒40年，终于种上了良田，刘文豹很知足。如今，刘文豹“退居二线”，担任“顾问”，农场交由刘斌、刘杰打理。
忙碌了大半辈子，老刘终于可以歇口气了。两个儿子不仅接了班，还配合默契。刘斌擅长管理，担任家庭农场理事长，市场行情、品种技术都能看得准；刘杰精通机械，无人机打药、大农机生产都不在话下。但两个儿子却说：“父亲的想法总是有前瞻性，自己只是学了皮毛，大事还得听他的。”
“80后”兄弟俩终于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化大农业前景，准备大展拳脚。在年轻一代看来，“多种地靠的是不变的初心，种好地靠的是好政策和农业科技。”
虽然是实行规模经营最早的一批人，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可骨子里流淌的中国农民本分实在的性格特点，深刻影响着刘文豹：从没想过一口吃个胖子，适合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就是最好的。
正是这种性格特点让刘文豹又一次跟时代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为了避免土地集中于少数大户手中，造成小农无地可种的情况。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此，“适度”成为土地流转的核心理念。
“我们流转的地够种了，不能盲目扩规模，要考虑成本和承受力。现在只是麦收抢农时雇几台收割机，其余的自己都能完成。”刘斌盘算着。父亲的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两个儿子，老刘始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资不抵债，“到时候万一还不上了，就会破产。”
如今的农业高科技，让种地变得轻松了。无人机打药可以自动规划路线，一天就能作业七八百亩，有时晚上再加个班，一天千把亩就搞完了。以前用打药车的时候，顶多一天作业200亩，还常常重复施药。播种则用上了北斗精量点播机，亩均用种是人工播种的1/3，成本却才一块多钱。
“现在种粮条件在变好，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刘斌忆苦思甜，现在农场的生产经营水平提升了，收成一年比一年好，2023年收了近300万斤粮食，挣了30多万元，基本又投到了后续的生产中。
“看我胖的，就知道全部机械化了，每年最忙时也就是收麦子抢种水稻，能瘦十来斤，收完就胖回来了。”刘杰笑着说，“而且这些机械的投入产出比很高，几年就能回本。”
这都是老刘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他决定放手交给儿子们干。因为老刘知道，未来一定还会超出他的想象。
从传统农业到机械化生产再向智慧农业转型，从取消农业税到实施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两代人跨越40年，在刘斌看来，多种粮，靠的是不变的初心；种好粮，靠的是国家好政策和不断进步的科技。
谈及未来，刘斌、刘杰还想进一步扩大规模，准备到周边再承接点地块。同时，加快优质稻的试种和品牌建设，提升销售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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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周红南 采访一部整合
编辑：董子川丨校对：吴芳
责编：沈明晶丨审核：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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