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东津、宜城……又有新发现！

近期，樊城、东津、宜城传来最新消息！襄阳多个考古项目收获重要新发现！

1月12日，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继2008年发掘菜越三国墓之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襄阳市樊城区菜越社区，再次发掘清理三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出土了象鼻流提梁铜壶等重要器物。

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玉杰介绍，为配合襄阳市基本建设，考古队在菜越社区勘探发现一批东汉至唐宋时期墓葬，共清理墓葬22座，出土文物200余件（套）。其中有三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葬（编号为M4、M5、M8），出土铜器、铁器、陶瓷器等各类文物79件（套）。这三座三国墓葬规模较大，总长均在20米左右，由长斜坡墓道、石构墓门、甬道、前室、后室组成。石墓门雕刻有朱雀、辅首衔环、青龙、白虎等纹饰。

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高顺利称，出土文物中以象鼻流提梁铜壶、鎏金铜鏂、羊纹铜洗、四神铜灯等最为重要。象鼻流提梁铜壶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多见于广西南部沿海一带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东汉时期属于交州，与荆州地缘相接，此次出土象鼻流提梁铜壶可能是从交州传入。”高顺利说。

此外，本次发掘的铜鏂、铜釜、羊纹铜洗、瓷罐等来源于南方、西南地区，出土釉陶器的检测结果显示所用铅料来源于南岭山地，这些发现表明这一时期荆州地区经济繁荣，向南获取资源的能力增强。

高顺利介绍，此次发掘的三座三国时期墓葬与2008年发掘的菜越三国墓（编号为M 1）仅一路之隔，推测应属同一家族墓地。M1保存较好，出土随葬器物达206件（套），包括目前国内最大的青铜马，应是较列侯略低一级的将军夫妇合葬墓。该墓发掘后引起高度关注，为三国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1月11日，记者了解到，宜城王家岗北墓地发现西汉末期纪年墓，出土稀有纪年漆耳杯，杯底近座处刻着监造者姓名，历经2000余年清晰可见。

M2:2纪年漆耳杯

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市博物馆对王家岗北墓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墓葬50座，年代涵盖了战国至东汉时期。

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李龙龙介绍，王家岗北墓地延续时代长，墓葬保存较好，随葬器物丰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其中，编号为M2的墓葬出土一件漆耳杯，内朱外黑，双耳铜釦，外口沿朱绘涡纹，腹部饰凤鸟及流云纹，耳背作几何纹，杯底近座处锥刻半圈隶书长铭“永始二年考工...田右..皋令者省”。

M2:2漆耳杯（部分铭文）

“漆器上刻着生产时间、制作分工等信息，可知其由行审查之职的‘者’监造完成，这些珍贵铭文就像今天贵重物品的身份证”，李龙龙说，“永始二年即为耳杯制作时间公元前15年，这不仅明确了墓葬年代上限，填补了湖北地区纪年漆器的空白，也为西汉末期的墓葬断代提供了年代标尺。”

他还称，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仅有20余座墓出土有汉代纪年漆器，分布于湖南长沙、安徽阜阳、江苏盱眙等，国外朝鲜乐浪、蒙古诺音乌拉等地也有见。M2的纪年漆耳杯不仅充实了汉代纪年漆器实例，而且从造型及纹饰等对比分析可知，与甘肃武威、朝鲜乐浪、蒙古国诺音乌拉墓地等出土的纪年漆耳杯极为相似，体现了这一时期八方文化已融为一体，形成“大一统汉文化”，并对周边产生影响。

M33随葬器物组合

M34随葬器物组合

考古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董兵介绍，襄阳是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宜城更有楚皇城城址和郭家岗遗址为代表，随着秦和西汉王朝的相继建立，楚、秦、汉多元文化在此交融。此次发掘的王家岗北墓地，墓葬分区明显，出土器物既有鬲、盂、壶等楚地遗物，蒜头壶、鍪等秦风器物，也有仓、灶、井等汉墓组合，不同风格的器物交织在同一区域，折射了朝代变迁与文化融合，证实了襄阳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见证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纳百川的历史进程。

发掘区中部航拍1月10日记者了解到，配合襄荆高铁工程施工，考古工作者对襄阳市东津镇前岗墓地43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其中的M3是近年来湖北地区保存完好、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楚系墓葬，出土完整青铜礼器群，推测墓主身份当为大夫级中等贵族，很可能为一名武官。

前岗墓地区域位置图

前岗墓地于2023年底襄荆高铁工程方施工时发现，墓葬年代分为春秋晚期和战国晚期至汉代两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前岗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前岗墓地M3平面正射影像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青介绍，本次发掘以M3的发现尤为重要。M3为一椁三棺墓，随葬品多置于椁室四周边箱，以铜器为大宗，共出土青铜器80余件（套）。其中，南部头箱内主要放置铜礼器，东边箱主要随葬铜兵器，西边箱及北部足箱主要随葬成套青铜车马器等。

M3出土部分车马器、兵器

周青称，M3随葬铜礼器组合形式为鼎、簠、尊缶、浴缶、盘、匜，与邻近的淅川下寺楚墓M10、M11铜器群在器物组合、形制及纹饰诸方面均较相似，应属典型的春秋晚期晚段楚系青铜器群。根据墓室规模及随葬5鼎一套的列鼎推测墓主身份当为大夫级中等贵族；墓中随葬大量成套车马器、兵器，故墓主可能为一位武官。

M3出土春秋晚期箍口鼎

M3出土浴缶

专家认为，M3出土的完整青铜礼器群，为进一步认识东周阶段楚国礼制的形成、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墓中出土的容器、兵器、车马器等器类，有助于从考古学文化及科技考古双重视角探讨楚系青铜工业生产及流通体系。M3出土两件戈上错金鸟篆文具有浓厚的许、蔡风格，铭文“许之造戈”显示其族属与产地；另一件礼器铜方豆具有浓厚的淮域文化风格，这些区域文化因素的存在除为墓主身份猜想提供新线索外，亦为探究春秋时期汉水流域与淮泗流域文化交流融合、楚文化形成乃至中华文明统一进程提供新思路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