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单肩包往身后一撩,
甩开两条大长腿,
踏着破碎逼仄的小路一溜烟儿不见了,
只留下一句大嗓门儿——
“我去设计一张表格,马上还要去城南!”
这就是襄城区城投公司征迁部长
“拼命三郎”徐大平的日常。
今年56岁的徐大平,正式职务是襄城区城投公司征迁部长,但同时,他还身兼七职;作为一名56岁的党员干部,徐大平六年来没有休过一次年假;作为一名癌症患者,徐大平坚持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
或许你觉得他是拼命三郎,但熟悉徐大平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模式。
三件法宝随身带
徐大平是土生土长的卧龙镇人,因为早年卧龙镇与襄州都属于襄阳县管辖,所以他随着妻子住在了襄州区张湾的单位家属区。可如此一来,他每天上班就得早起。如今,徐大平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八点之前准时出现在襄城的办公室里。自2011年调到城投公司以来,他先是从公司办公室转到项目部,再到土地储备部,今年又来到征迁部,年龄越大、工作反而越忙起来。作为征迁部的负责人,他同时负责六个征迁项目的内审或指导工作。而徐大平却乐在其中,一点不觉得累。
徐大平有三件随身携带的“法宝”。一是公文包,二是润喉片,三是备用手机。徐大平的公文包足有六公斤重,鼓鼓囊囊塞满了国家、省市及地区出台的各种与征迁有关的法律法规、文件、会议纪要等,随时可以方便征迁对象查阅印证。
至于备用手机和润喉糖,则与徐大平的工作习惯有关。他专业精熟,每天除了处理自己的工作,还会给很多同事解答征迁工作中遇到遇到的问题。他的电话几乎永不离手,一台手机电量根本不够;而老徐本人又是大嗓门儿,一天不吃点润喉片,嗓子还真坚持不下来。
“法律法规我都随身带着,平时没事就看,这里面的条文我都背下来了,征迁对象有疑问,我当场背给他听;他听了不信还要看原文,我这包里就有原文,再翻给他看;最后还让他拿自己的手机查,看我说的对不对。”徐大平说骄傲地说,“比如说,房屋的产权以什么为依据,那么就要按照380号令(即《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80号》)第14条,以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的记载为准……停产停业损失怎么办?按照37、38、39、40,这四条都谈到了停产停业损失,按照不同种类,进行不同补偿……”
2017年11月,胜利街一户胡姓居民对房屋征收补偿价格有疑问,认为应该按照市场均价进行补偿,工作组的人员向胡某解释政策,胡某要求看到相关文件。徐大平接到工作组的求助后,马上赶到胡某家,用自己娴熟的工作技巧展示了国家、省、市的相关规定,令胡某心悦诚服,最终协助工作组顺利与胡某签定了征收补偿协议。
工作认真负责,还下苦工钻研,徐大平已经成为襄城有名的征迁专家。城南棚改项目征迁指挥部的同事们都说:“老徐就是我们这里的‘政策通’,有不懂的征迁政策,找老徐准能解决。”
两个茶杯解心结
在滨江路征迁过程中,一位老奶奶对自家两间杂物棚的补偿标准有异议。前期工作组人员劝说时,老奶奶指着杂物棚问:“这算不算房子?”办事人员按照规定直言不算,却不曾想激怒了老奶奶:“我自己就住在这里,你说不算房子,难道我住的是狗窝?”从此不让工作组进门,征迁工作一下子陷入死局。
这一难题又落到了徐大平手中。徐大平来到老人家,先不提征迁,与老人话家常拉近关系。随后,老人让孙女给徐大平倒水喝,孙女拿出一次性塑料杯,而老奶奶却说:“一次性杯子不健康,换玻璃杯倒水给客人喝呀。”
这句话给了徐大平灵感。后来谈到征迁时,当老奶奶“故技重施”又问徐大平那两间杂物棚算不算房子时,徐大平毫不犹豫地说:“算!当然算房子!”这答案让老奶奶十分满意,可徐大平话锋一转:“你看,同样是房子,就像这杯子一样,你的三间大房,就像是玻璃杯——不,比玻璃杯还高级,像你柜子上的保温杯;那两间杂物棚,就像一次性塑料杯,保温杯和一次性塑料杯,价格能一样吗?”
老人说:“那可不一样,保温杯一百多块买的,一次性塑料杯才几分钱。”
徐大平马上又说:“是啊,这道理您也明白。老人家,我看你还会写字,也是上过扫盲班的吧。你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也是享受了咱们国家带来的好处的人呀。现在征迁也是国家政策,都是为了咱们城市变美好,你说你支持不支持呢?”
一席话,说得老人再无借口,连声说“支持、支持”。一星期不到,老奶奶签了征迁协议。
一颗红心献人民
徐大平出生于1964年,1980年参军。他所在的部队有部分战友参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山战役。徐大平说,自己没能上战场,实在是个遗憾,但正因为没上战场,他才在工作中更加努力。
“当时,我所在的连队没有被征调,”徐大平说,“战友们奔赴战场前,跟我说,‘我们这次去打仗,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为党和国家尽忠了,你没能上战场,那以后复员回去了,可一定要对得起我们。’,我说,你们放心吧,你们为党和国家效力,我不管在哪里工作,也一样是为党和国家效力。”
一语成谶。徐大平的许多战友最终长眠在老山,而徐大平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己对战友的承诺。
2007年7月,徐大平罹患癌症,这场大病让铁打的汉子在医院里躺了半年。2008年4月出院后,徐大平又以百倍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
“得癌症后,医生让我戒烟,我戒了整整五年,”徐大平说,“可现在没办法啊。搞征迁,老百姓总要给你发烟,你不接,说你有架子;接了不点上,说你觉得他烟劣,瞧不起他;没办法,我又抽上‘业务烟’。”
“我这肺可能是(熏)黑了,但我的心可是红的,”徐大平哈哈一笑,“搞征迁,一是要对政策吃透,二是要有一颗红心,对待征迁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跟他们交心、谈心,为他们考虑。这样做,哪有做不好的工作!”
编辑:王晓 / 审核:曾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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