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古 | 历史上的襄阳航运

“南船北马，七省通衢”是襄阳交通发达的真实写照，“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地处汉江中心的地理位置为襄阳航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使得襄阳自古即为水陆转运的交通要塞，也是襄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因素之一。

那么古代襄阳航运有多厉害？

北津东津，楚国由此北上东进

东汉大文学家蔡邕在他的大作《汉津赋》中曾这样盛赞过襄阳：“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

襄阳境内有南河、唐白河、蛮河、滚河、小清河等多条支流与汉江交汇，形成了完备的汉江水系网络。而且通过汉水能够沟通长江，所以襄阳能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以中原地区为传统中心地带的北方政权向南方渗透、实现其全国统治的必由之径，也是南方政权防御、反制北方政权的屏障。

汉江的航运最早可以上溯到周昭王时期，他南征荆楚，丧六师于汉。这表明，周天子的王师大军，已经在利用汉水的航运便利行军。

▲江边的瓮城和码头乔森垚摄

东周时期，襄阳被称为称北津戍，据史载：春秋时襄阳归属于邓国，楚灭邓后，襄阳被建设成为一个大型军事渡口，成为春秋战国期间楚国北进、西拓时楚军出入的聚散地。又据晋代史学家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一书记载，“襄阳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为楚国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汉，经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从习凿齿著作之记载可看出：襄阳城为楚之北津，而东为楚之东津渡口（即现东津镇）。

此东、北二津是早期汉水通航以及襄阳重要水陆地位的佐证。

根据历史记载，楚国从北津戍渡过汉水，向北连年征战，先后灭掉申国、吕国，降伏郑国、陈国、蔡国，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的数百年时间里，楚国大军以及车马辎重曾数次浩浩荡荡地渡过汉水，从北津戍出入，我们可以想见，北津戍的建设规模必然不小。

襄阳漕运，曾是唐王朝的生命线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逆汉水抵陕南、川北，转丹江入豫西，溯唐白河达豫南，顺汉水入长江、过洞庭、达湖南。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晋桓温北伐时，“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丹江口）”，襄阳在全国的位置日趋重要。

到了唐代，襄阳是汉水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漕运骨干。据记载，那时，来自全国的船只停满襄宜之间的港口码头，可谓是＂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有唐代诗人刘禹锡为襄阳城西的大堤所作的《大堤曲》为证：“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还有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下马襄阳郡，移舟汉阳驿。”生动再现了襄阳“南船北马”交通便利的繁荣景象。

▲襄阳老照片中的江上帆船

安史之乱后，“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唐代建中年间，江南的贡赋为淮西军阀李希烈阻断，大唐全赖襄阳汉江漕运接济两京，是唐王朝的生命线。

五代之后，梁朝在襄阳开办“回图务”，用南方的茶叶换取北方的战马等物资。宋代于襄阳设立“榷茶务”和漕司，南宋先后在樊城北的邓城和城东的白河口建立与金、元贸易的榷场。明清以后，汉水更成为运送漕粮贡赋的重要渠道。

▲明代襄阳交通图冯博文制作

明清时期，樊城因航运迅速兴起

明清时期，借由汉水的航运便利和襄阳特殊的地理位置，樊城迅速成为汉江流域最大的商埠，兴建起九街十八巷，在沿江地带形成一条长达3公里的河街，专业作坊和商铺林立其间。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晋商乔致庸为打通茶路，实现货通天下，把福建武夷山产的茶叶，通过水路运进长江再入汉江，最后在襄阳城下的码头卸货，改转陆路运往山西以及蒙古等地。襄阳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先后有川、豫、晋、闽等11个省份的商会或行帮在此建有会馆，数量达21座之多。

▲抚州会馆

▲山陕会馆全貌张玉涛摄

彼时河街外的码头鳞次栉比，道光八年，襄阳知府郑敦允修建樊城沿江大堤时，将码头统一规划建设为踏步式石砌码头，每座码头都与河街或会馆直接相通，清政府还颁布了专门的码头管理办法。

襄阳地理位置之重要，在饥荒与战乱时更加显著。根据史书记载，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关中饥荒，清政府拨襄阳仓米二十万担，由汉江经丹水至龙驹寨转西安；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又拨湖广荆襄仓米十万担，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清朝雍正九年，再拨荆襄运仓米十万担水运至龙驹寨转西安。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向西逃避，刚入关中，荆襄的粮米就源源不断地从襄阳运到西安。

▲英国画家笔下1875年的樊城与汉江

清朝同治年间《襄阳县志》载：“东北乡新打洪（今樊城区美满社区），距城十里，唐白河、滚河、清河之水，向由此至白河嘴入汉，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

正因为一直是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所以中俄万里茶道兴起后，襄阳自然成为这一商贸通道上的重要节点。而樊城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兴起，也与商业的大规模兴起有关。

▲老照片中的昭明台

襄阳码头，汉江儿女的血脉之源

历史上的襄阳码头分布于襄城、樊城的汉水两岸，共有31座。其中襄城码头位于汉江南岸，分别为檀溪、罗家、夫人城、临汉门、官亭、铁桩、拱宸、长门、闸口；而樊城码头分布于汉江北岸，分别为火星观、米公祠、大码头、龙口、公馆门、林家巷、左家巷、邵家巷、望岘亭、余家巷、莫家巷、官码头、占吉庙、五显庙、回龙寺、汉阳书院、基峨巷、苏家巷、湖南馆、马道口、梯子口、迎旭门。

在漕运兴盛的年代，襄阳城内有21条小街巷可直通河岸码头，大小船行20多家。民国年间，襄阳因船运业发达，水路运输达到一个顶峰。据《襄樊交通志》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前后，根据把头势力划分，汉江5公里多的江边共分布有11个半码头，其中襄城3个，樊城8个半。襄城上自小北门，下至长门，依次有小北门、大北门、长门。樊城上自大码头，下至梯子口，依次有大码头、公馆门、晏公庙、官码头、占吉庙、回龙寺、基峨巷、马道口、梯子口（半个），两岸码头工人约有千人。

襄阳的这些码头鳞次栉比、形态各异、功能有别，有专门的人渡码头，有专供官员渡江的官码头，有主要用来运货的商用码头，还有主要用于军事防御的军事码头和便于架设浮桥的铁桩码头等。商用码头也有比较固定的用途，有的专属于某个大商号，有的则专门装运某一类货物。樊城的两千余家商号每年出入的商品丰富，囊括山杂货、食盐、芝麻、煤炭、木材、油和粮食等，价值在600万银元以上，相当于今天超过十亿元的物资。

▲现在的中山后街陈宝忠摄

背靠码头的中山前街和中山后街就是当年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上世纪40年代的前街，一水儿青石板铺成，制皂厂、酱园、绸缎庄、银楼、药店、盐行鳞次栉比，货物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这些货物，大都通过汉江运输而来。茶馆、饭庄及各类摊点遍布两岸，人声鼎沸，仿若街市。“日有千人撑篙，夜有万盏灯火。”可以遥想：满河船桅，纤夫盈堤，沿江纤夫起航的号子声动十里，小船划向大船，大船靠向码头。

据《襄阳府志》载，襄阳码头最早为陡坡式土码头，现存码头为清道光八年（1828年），在襄阳知府郑敦允的主持下，将原陡坡式土码头改为条石阶梯式码头，有些还在码头上建牌楼。由于历史的原因，码头上的建筑设施被先后拆除，唯码头尚存。

2008年，襄阳码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