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选重大事件发生地点在襄阳，或对中国历史有一定影响，或对襄阳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事件不分类，仅以时间为序逐一叙之。

秦国攻打鄢郢  楚顷襄王二十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秦遣白起为北路军统帅，率兵数万从北境攻楚。一路直逼楚国别都鄢（今宜城市东南），遭遇楚国重兵抵抗，久攻不下。白起改变战术，改用以水代兵之法攻城。于是在鄢城以西约百里的蛮河上“立碣，壅水为渠以灌鄢”，城破。次年楚国都郢（今江陵西北纪南城）被攻下。此后，白起因战功赫赫，被封为“武安君”（君为战国时对有采邑的公卿大夫的尊称），南漳县武安镇因之得名，所开之渠被称为“白起渠”，立碣壅水之处被称为“武安堰”，三个名称沿用至今。

荆州移治襄阳 初平元年（190）三月，朝廷“诏书（刘）表为荆州刺史”，时荆州治所在武陵郡汉寿（今湖南省常德）。刘表单骑入宜城，在荆州豪族蒯越、蔡瑁等支持下，占据襄阳城，并将荆州治所徙至此。旋被朝廷任命为荆州牧（一州行政长官），封成武侯。在刘表的经营下，荆州渐成以襄阳为中心，拥兵十余万，辖领南、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南阳7郡，控地数千里的繁盛之境。其后1800多年间，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地位日趋重要，历为州、郡、道、路、府、市等及其以上行政中心。

关羽水淹七军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在汉中称王。秋七月，关羽被刘备任命为“前将军”，领兵攻打被曹军占领的樊城。由于曹仁的坚决抵抗，加上于禁、庞德等七路人马的救援，关羽攻打樊城并不顺利，被流矢射中左臂，被庞德射中面额。八月，恰逢天降大雨，汉江水溢，关羽引江水淹没于禁等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一时声震华夏。后来，由于孙权乘机从背后攻击关羽，加之用人不当，关羽全军覆没，败走麦城（今当阳东南），被孙权部下潘璋俘获斩杀。

岳飞收复襄阳  绍兴四年（1134），御史中丞赵鼎向赵构力荐岳飞收复襄阳等地。五月初一，赵构诏命岳飞为镇南军承宣使等职，统兵渡江北取襄阳。岳飞将兵马分两路，遣张宪领一路东取随州，岳飞自领一路北进直趋襄阳。五月十七，襄阳被收复。东路张宪在牛皋协助下，五月十八亦攻下随州。此后三个月内，岳家军多次打败伪齐军与金兵的联军，彻底收复包括邓州、唐州、随州、郢州、襄阳府、信阳军在内的“襄阳六郡”。南宋朝廷设置襄阳府路，治襄阳，统辖六郡，并诏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等职。

宋、蒙（元）争战襄、樊  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位大汗，进一步确定先取襄阳，浮汉入江，直趋临安，灭掉南宋的战略方针。由此，一场宋、蒙（元）争战襄、樊，持续六年（七个年份）的战争惨烈进行，自南宋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开始，至咸淳九年（1273）二月结束。咸淳九年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在攻占樊城之后，即移攻具炮击襄阳，主将吕文焕举城而降。宋、蒙（元）争战襄、樊结束不到3年，元军攻占临安，再3年后，陆秀夫负南宋幼帝赵昺蹈海而死，南宋灭亡。

李自成襄阳称王  明代末年，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渐成燎原之势，并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两支为主要力量的起义军队伍。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率部由郧阳进军河南，提出“迎闯王（李自成称号），不纳粮”的口号，不出数月，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先是占领河南大部。接着南下湖北，十五年（1642）十二月初三，攻占樊城；初四，攻占襄阳。十六年（1643）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设官置守，“修襄王府宫殿居之”；七月，称“新顺王”。

王聪儿转战鄂豫川陕  清乾隆后期，史称“川楚白莲教起义”在湖北、四川两地相继爆发。嘉庆元年（1796）三月，襄阳王聪儿、姚之富等在黄龙垱（今襄州区境）聚众万人，树旗起义。王聪儿被推举为总教师。王聪儿率领这支起义队伍转战于湖北、河南交界地区，后又入豫西，走陕西，奔四川，在白帝城击败清军达音泰部，突破清军防线后再次回师湖北。嘉庆三年（1798）春，王聪儿率步、骑义军二万北上，进逼西安。因先遣部队受挫，遂东走郧西。三月初六，被清军明亮、德愣泰部包围于卸花坡（一作茅山），终因寡不敌众，跳崖殉难。

民国二十四年水灾严重  为汉江流域夏季特大水灾。境内襄阳（今襄城、樊城、襄州区）、光化、宜城、南漳、保康、枣阳各地均遭灾害，受灾人口81.5万人，因灾死亡4.1万人，淹没农田131万亩，毁坏房屋13.2万栋。其中襄阳自6月25日起连降大雨，7月6日夜汉江水出河岸，7月8日汉江襄阳水文站水位71.71米，洪峰流量52400立方米每秒，襄阳城环城皆水，平地水深丈余，樊城水势高出城垣，街上行船。所属竹条铺、张家湾、东津湾等市镇均被淹没，县境沿汉江一百多里地带汪洋浩荡，房屋、器具、粮食等漂没一空，死者暴尸荒野，生者号哭道衢，灾情之惨，亘古未有。全县受灾面积250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62.81%，受灾人口421080人，占总人口68.27%，淹坏庄稼750300亩，冲走粮食193900石，倒塌房屋50021间，淹死22419人、牲畜56000头。水灾过后，痢、疟疾病流行，又夺走不少百姓生命。此外，这次水灾光化县淹死614人，谷城县淹死3326人，宜城县淹死12484人，南漳县淹死683人，保康县淹死454人。

张自忠血染长山  民国二十九年（1940），侵华日军以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14万兵力进犯枣阳、宜昌地区，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张自忠、孙震、黄琪翔等六个集团军共26万兵力进行堵截，史称“枣宜会战”。会战期间，中国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率部坚守在宜城襄河（汉江）东岸地区英勇抗击日军，血染长山，为国捐躯，是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将领。（其他参见“著名人物”之条目“张自忠”。）

人民解放军解放襄樊  1948年2月，原中国“三青团”头子康泽走马上任，担任国民政府第十五绥靖区（驻襄阳）中将司令官。同年6月21日，中原野战军刘、邓首长决定由所部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二十八旅、陕南军区十二旅等近15个团，兵力2万多人，进行襄、樊战役。这一战役，共计毙、伤敌军3500余人，俘虏康泽及其以下官兵17000余人，缴获美制化学炮8门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等城镇，形成对国民党军队长江防线与大巴山防线严重威胁。

襄郜社喂养和使用耕牛经验获毛泽东肯定  1955年初春，襄阳地委书记赵修到蹲点的伙牌乡郜营村，对襄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喂养使用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撰写题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管理规定、使用喂养制订几点经验》的调查报告，刊登在《襄阳通讯》上。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选入文章176篇，该报告为选入文章之一，题目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在毛泽东加写“按语”推动下，襄阳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首创“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  该灌溉系统作法与经验，又称“赵岗经验”，是20世纪50年代由境内光化县赵岗地区（或称乡、区、公社，下同）首创，并在全国产生广泛积极影响的水利建设经验。因其所开渠道象藤，所挖沿渠塘堰、水库似瓜，整个灌溉渠系如西瓜秧分叉延伸，故形象称之为“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1958年12月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出赵岗“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纪录片。1959年9月，赵岗公社“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模型送往北京，参加首都“国庆十周年建设成就展览。”

寸纱不落地  1950年代，襄樊市（县级）棉织厂（简称“襄棉”、下同）在党支部书记梁彦斌的带领下，事事、处处注意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寸纱、一厘钱，“寸纱不落地”精神成为人人的自觉行动。1963年4月9日《湖北日报》刊登关于“襄棉”《勤俭创业，天长地久》的长篇通讯，同时发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所写评论《一面红旗》。随后湖北省委发出全省向“襄棉”学习通知。6月下旬，全国工交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襄棉”梁彦斌应邀参加并作典型发言。国务院树立“襄棉”等5家企业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

“三年自然灾害”殃及民生  

为境内严重旱灾，三年受灾情况分述如下。

1959年百年一遇大旱  境内（均县等“西六县”除外）8县1市“夏、秋大旱”，7月至9月未下过透墒雨，堰塘干涸，河溪断流，各地均出现高温“伏旱”，农作物受旱面积440万亩，其中绝收98.3万亩，受灾人口146.6万人。由于旱灾等原因，造成粮、棉、油严重减产，群众“大饥”。

1960年继续大旱  境内（均县等“西六县”除外）“夏、秋、冬大旱”，8月至9月，平均降雨仅52.2毫米，导致伏旱55天。12月至次年2月，降雨仅15.7毫米，导致冬旱90天，农作物受旱面积166.98万亩。通过抗旱救灾，境内粮食产量勉强与1958年持平，但棉花、油料产量大减，群众生活日益困苦。

1961年第三年大旱  境内（均县等“西六县”除外）“特大干旱”，从1960年9月至1961年8月，持续11个月未下“动流雨”，312条河流断流，95%堰塘干涸。所辖襄阳、枣阳、随县等受灾严重，部分地方人畜饮水困难，共有108万亩水稻栽插后缺水灌溉，其他50多万亩农作物干死，所种春玉米、春粟谷等320万亩中有121万亩绝收。5月8日晚，襄阳、枣阳、宜城、随县与县级襄樊市等突遭8至11级狂风与冰雹袭击，时间持续长达70多分钟，为有史以来不曾遭遇的大风灾，夏收农作物受灾面积295.4万亩，减产粮食9400多万斤，刮倒房屋17543间，损坏房屋132813间，刮倒树木64171株，吹翻吹沉船只194只，因灾死亡129人，受伤841人，死伤大牲畜342头。该年，境内受旱农作物面积586万亩（含均县等“西六县”部分耕地）。由于连续三年发生旱灾等灾害，境内人民生活困难，一日三餐普遍采取“瓜菜代”食，各地均出现饿死人现象。

三线建设成效显著  1960年代，襄阳地区承东接西，以其区位优势，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1964年12月，襄阳地委、专署迅即成立支援三线建设办公室，统一领导、协调三线建设工作。至1970年7月，落户襄阳的三线单位已达53家，从业人员60410人，襄阳成为当时全国三线建设的三大密集区之一。1984年至今，全市军工企业顺利实现转轨变型，走上“二次创业”的发展时期。其中航宇救生装备公司所产军品在国人引为自豪的卫星上天、宇宙飞船遨游太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力引进科技人才促发展  1973年2月，曹野任襄阳地委副书记兼襄樊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主持襄樊市全面工作。当时，襄樊市地方工业基础薄弱，科技人员极其匮乏，全市不足60人。以曹野为首的襄樊市委清醒地认识到：人才是工业发展的关键，襄樊要大力发展工业，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1975年至1982年间，先后共引进各类科技人才2100多人。这些人才各施所长，很快创造出一批科技新产品、新工艺，其中有80多项当时位居全国第一，使襄樊市相关工业门类在其后10多年时间里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借助东移建成汽车城  20世纪80年代初，分布在十堰茫茫群山的第二汽车厂（简称“二汽”，1992年9月1日更名东风汽车公司，简称“东汽”）决定重新进行战略布局，实行东移，形成十堰、襄樊、武汉“三点一线”的湖北汽车工业走廊。襄樊市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与二汽紧密牵手，共同建设二汽襄樊基地。1983年9月11日，二汽襄樊基地破土动工，先后建成第二总装厂、铸造三厂、冲压厂等。1985年11月11日，二汽汽车试验场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占地面积2514亩，至1990年10月16日建成，为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汽车试验场。2016年，襄阳汽车工业产值达2160亿元，整车产量24.3万辆，超过沈阳，位居全国十大产城第八。目前，东汽襄阳基地已形成生产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新能源汽车等整车与车桥、轴承等重要零部件的生产体系。

治理鄂北岗地  鄂北岗地，包括襄樊市（系1983年末建置）境老河口市全部，襄阳、枣阳两县北部，随州市西北部，总面积7329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407.4万亩。1983年12月，中共湖北省第四次党代会召开，作出治理鄂北岗地决定。1984年初，襄樊市委、市政府成立“襄樊市综合开发利用鄂北岗地领导小组”，加大科学治理力度。2000年，鄂北岗地治理的规划目标全面实现。其中粮食单产提高到9750千克/公顷，棉花单产提高到1020千克/公顷，油料单产提高到2680千克/公顷，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2386元。

确立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  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该《规划》明确将襄阳与宜昌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2003年9月，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城镇建设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和襄阳的发展”。2005年，省委省政府将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纳入全省“十一五规划”。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使襄阳增强了经济实力，完善了城市功能。

明确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  2015年6月15日，省发改委、省环保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旅游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14—2025年）》、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生态环保规划、生态水利规划、生态农业规划和生态文化旅游规划，即“一总四专”规划，明确襄阳建设汉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中国共产党襄阳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襄阳市要“提升首位度”，就是要主动肩负率先发展、带动全局的历史重任，坚定站首位的自信，锻造当旗手的能力，全面提升各项指标在汉江流域的占比，实现数量差向层级差跃升、比较优势向绝对优势转变、单项领先向全面领先跨越，巩固提升“两个中心”地位，增强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

引领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绿色增长极  《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14—2025年）》明确提出，到规划期末（2025年），全面建成绿色、富强、幸福、安澜、畅通的“五个汉江”，使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绿色增长极。《规划》指出，襄阳要努力打造全国重要乘用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做大做强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增强引领带动作用。中国共产党襄阳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襄阳市要“打造增长极”，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谋求新发展，把襄阳建成长江经济带重要绿色增长极，实现绿色崛起。

（此信息内容截至2020年6月）

来源：襄阳史志网

编辑：刘澄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