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能忘！“郑公”后人来到襄阳“探亲”

老樊城人大多还记得，在汉江樊城段大堤上有段大堤叫“郑公堤”。近两百年来，它一直守护着樊城不被洪水掩没的安危。虽然当年主持修建这段大堤的郑公早已作古，但襄阳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眼下，郑公后人就应邀来到本市“探亲”。

上周天，一群湖南口音的外地人，在本市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志愿者们的陪同下，来到樊城沿江大道公馆门码头下，当见到砌在大堤上一块刻有“民不能忘”的石刻字碑时，一位老人迫不及待扑了上去。

郑敦允五代曾孙郑兆贤说：“襄阳人民对他'民不能忘'，也对他做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心里很激动。”

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叫郑兆贤，是湖南长沙人，也是郑敦允第五代曾孙。和郑先生一起来的还有郑敦允第六、第七代曾孙一行六人。他们都是应本市的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志愿者们的邀请来本市的。“民不能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拾穗者千里迢迢把他们请到本市？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是本市一群热爱本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文化的民间组织，为了弘扬襄阳文化，他们正在开展一项“读城”活动，向市民讲解襄阳人和襄阳事。

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负责人邓粮说：“在我们读城活动中有两站涉及到公馆门码头，一个是一江碧水读汉江，还有就是南船北马读樊城，都涉及到公馆门码头，都涉及到这个碑刻——民不能忘。”

据史料记载，郑敦允，湖南长沙人。道光八年出任襄阳知府。在郑敦允到任襄阳之前数十年，汉江樊城段，多为土堤，水患不仅让樊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也使樊城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前几任知府都想过要建石堤，就是苦于没有银子。

郑兆贤说：“郑允公修这个堤的时候没向国家和朝廷拨银两，完全是他带头组织募捐的形式，用本地的人民、商人各方面的人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郑敦允认为洪水乃“生灵之大患”，决心把土堤修建为石堤。为了方便商船停泊靠岸和装卸货物，郑敦允把原来的土码头也一并改建成踏步式石砌码头。

樊城石堤整个改建工程历时两年，于1830年冬竣工。1831年，一场“亘古未有”的大水让所筑石堤塌陷过半。而当时已调到武昌粮储道的郑敦允听说后，仍感到是自己的失责，执意要求回襄阳修堤。听说郑敦允要回来，襄阳人步行300里前去迎接，场面壮观感人。在筹足资金后，郑敦允于1831年8月再次来到襄阳。岂料，5个月后他因积劳成疾，以生命谢任于襄阳。郑敦允任职襄阳前后不足4年，他修筑石堤造福于民的功绩令民众不能忘怀。在郑敦允离世3年后的1835年秋，各方人士自发捐资修建郑公祠，并留下这块“民不能忘”的石匾。后人把郑敦允修建的大堤命名为郑公堤。

邓粮说：“我们要把那些对襄阳做出过贡献的人贤、志士或者说这些官人们铭记于心，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确切的知道谁为我们做过事、做了那些事，这个所谓的乡愁也好，文化自信也好，城市自豪感也好，都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物件和人物来体现的。”

在拾穗者眼里，爱一座城市，必须得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而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除了翻阅历史文献，还得有物证和人证才能生动感人。

邓粮说：“当郑公逝去了以后，他的后人现在生活的是一种什么境况？如果让他们到现场来做个解说，做个讲解，更能激发出市民和我们的孩子，对这个码头，对我们襄阳文化的印象更加深刻一些。”

巧合的是郑公第六代曾孙郑延卓，在当地也是一位喜爱传统文化保护的志愿者。四年前在长沙主持修定郑家族谱时，接触到郑公的一些文献资料。

郑延卓说：“这才了解到我们郑家的优秀代表人物郑敦允在襄阳曾经做了一些实事，也入了清史稿。”

可苦于在襄阳没有任何亲戚和熟人，也不知道襄阳还有“郑公堤”、“郑公祠”之类的文物存在，因此从没来过襄阳。只是在网上留下了征集郑公往事的线索和电话。而为了让历史讲解的更透彻的拾穗者，也在四处查找郑公后人的下落。一次偶然的机会，邓粮在网上查找郑公资料的时候，发现了郑延卓在网上发表的关于郑公的文章和电话。

郑延卓说：“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搜寻到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打了电话给我，我们都有一个一样的爱好，一下子就接上线了。”

双方虽说没有见过面，但对传统文化的共同爱好，让两人未见如故。四个月前，双方商定由郑延卓组织郑公后人一行来襄阳“探亲”。当郑公后人见到存放在米公祠内的“郑公祠”石匾和郑敦允当年亲自撰写手书的《三瑞亭记》时，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