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真正走进襄阳，是公元1983年秋。

记忆中那天天还很热，出火车站时挤一头汗，问街边卖烟的大爷，去工艺美术学校怎么走？大爷可能以为我要买烟，没买，就有点不悦。这会儿刚好过来一位铁路公安，说远哩在烈士塔。烈士塔在哪里？公安同志倒是耐心，看看我，说你是学生吧，那地方不通公交，乘一路车只能到襄阳十字街，要走过去。我竟然没去等一路公共汽车，竟然想能有多远呢，反正要走那就走吧！便背了背包（一床棉被），背包上放块简易画板，手提半箱平时用的油画和国画颜料，就那么踢哩哐当一路经樊城，过汉江大桥，到襄阳再出南门，一路走一路问，用了三个多小时问到了羊祜山下，一抬头，烈士塔就高高矗立在山顶上。

两栋白色的宿舍楼，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宿舍楼里住老师也住学生，平房做教室。教室就背靠着羊祜山，旁边是文字六零三厂和一个叫盛丰的生产队。冬天到下午四五点教室里就看不见了，太阳光叫山给遮挡了；时有山风在瓦缝儿号叫，带着哨子，以为要大风起兮云飞扬，跑屋外看大呼上当，原来是山上的松涛作怪。好在那时我们很少呆在教室上课，只要天气好，大块时间都是同学们自由组合出外写生。那时候襄阳南门以外还是成片成片的田野、村庄，春天家家农民忙在田畈，麦苗的浓绿从护城河一直铺展到羊祜山、真武山下，铺展到十里檀溪，田里的油菜花就开在校门口；到了夏秋，则是满目金黄稻浪飘香。印象深的是南渠，南渠那时候还未被污染，碰到大雨连日村人们就搬出网子筐箩，去渠里捉从汉江游上来的各类鱼虾。偶尔我们也会参与其中，回忆一下，那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情啊。在那里，我是认认真真地画了三年画。对于绘画，我做过梦的。只是毕业后分配到襄樊市广播电台，稍后到电视台，画画儿的机会愈来愈少，以至于终于搁笔。1993年5月鼓楼商场新大楼落成开业，全城轰动如节日，央视来了两名记者，我也正兴致勃勃肩扛摄像机参与报道，后背猛然就被谁拍了一掌，回头看，是油画家刘贵友老师。在襄阳美术界，讲权威有二刘一王，刘贵友是其中的一刘。“一刘”微笑问我：“不画啦？以后就干这个？”我无言以对。我自然没忘和同学们写生在凤凰山、羊祜山、虎头山，虎头山是襄阳周遭最高的一座山了，电视台的发射塔就建在它的崖顶，站在那里可以远眺古城全貌，看西来汉水蜿蜿蜒蜒，浩渺东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轻狂得个个儿胸腔里恨不能要长出一对翅膀来，发愿十年之后如何，二十年之后再如何。莫奈、西斯莱、梵高、列宾、列维坦是当时的学习风尚，中国画家似乎还没看在谁眼里。如今十年早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都过去了，我发的什么愿已然记不得，但无论什么愿，此生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岁月是个大词，也是最可怕的一个词，它如此具体！前几年美术学院搞校庆（原襄阳工艺美术学校），外地同学要故地重游看看老校区，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这里的一切在近三十年里全变了模样，村庄没有了，池塘没有了，昔日的田园风光早已不在，学校过去的老房子都已拆毁，那些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空间，都变成了一栋栋的高楼——何止是学校，包括南城门外，以及西城门外的十里檀溪，也再难找到一块田地了。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很矛盾，欣慰与惶惑胶着、纠缠，岁月改变着环境同样也改变着人的容颜。有同学说襄阳发展快的了不得，城市体量越来越大，古城新春，正是我们那时候意气风发的年轻状态；而我们都业已身心疲惫、满脸沧桑。这样的比照实在太响亮了，近乎残酷，虽说是说说笑笑，但面对大段大段逝去的岁月，难免惆怅。

二

还有谁会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东方红大道、劳动街、铁匠街、教门街、前街等那些老街模样？襄樊市广播电台在东方红大道78号，樊城的汉江边上。“东方红大道”的叫法是“文革”产物，正经的名字应该是中山后街、或后街，历史千年以上。从炮铺街拐进去，拐进一个狭隘局促小院儿，我就住院儿门口一幢楼的一楼里，与看门人顾大爷做邻居。楼是木楼，两层，不知猴年马月建造。巷子老得发霉，小院儿终年潮湿，墙根儿总是爬满青苔，我门口刚巧是一个暗水沟，裸露在外的底层的木楼立柱轻轻一抠就掉下一块木渣，蚂蚁逃窜。看大门的顾大爷说，没事啦没事啦小谢，塌不了，有砖头撑着。我倒是不怕。二楼住着的那位美女（后来去了深圳）老是半夜里练舞蹈，高跟鞋就在我头顶上踢踢咚、踢踢咚；我去江边散步，夜晚江面静谧、宽阔，南岸襄城的灯火迷茫，到农历十五至十八那几天，月亮又圆又大。

初来乍到，有些许孤独、失落，却也并不失望。渐渐发现，这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我后来到外面看世界，见过无数繁华，还从没见过有如此生活气息的街道。巷子虽然窄狭、破旧，缺牙少齿，但很干净，各种铺面鳞次栉比。那些古老的门面，竟和我老家镇上一样，也还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木板，一大早店主们也还是在屋檐下用碎木柴、旧报纸生炉子烧水、咳嗽、倒马桶……它们常常就让我有了错觉，我并非是一个外来客，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直就住在这里的人。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烟火气、市井气和生活的方便。当年樊城最宽敞的大道是前进路，最高档的商业区是大庆路上的襄江商场，但我都很少去走。因为不必要。我出门就是店铺，日常所需，这后街上以及附近的东风路、劳动街、炮铺街、火巷口应有尽有。服装店、理发店、裁缝店、牛油面馆、包子铺、中药铺、土杂铺、茶馆、澡堂子、书店、书画装裱店、鞋匠、锁匠……你还需要什么呢？这是过日子的街道，我觉得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缺了，没必要到处跑。所以，当和我一起分来的同学们疯了般扑向广州、深圳、海南时，我按兵不动。我真的觉得这地方就很好了。

或许是受绘画职业的影响，对旧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和敏感吧，从艺术层面上讲，旧东西铅华褪尽，丰富、沉稳、真实，有细节，有故事，还不虚张声势，不耍花枪。有个时期，一有空我就会在那些老街老巷里闲遛达，后来发现苏老师也喜欢在那些巷子里闲遛达。苏老师说，怎么不去跳舞呀？我说没兴趣。苏老师说，刚踏进社会就落伍了，没出息。我对苏老师说，古老的九街十八巷，原来只是听说过，现在我就住在这样的巷子里，我生活在这里面，总不能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吧。苏老师说，就是。苏老师说，九街十八巷是篇大文章，要仔细读才能有收获。襄阳建城有两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八百年，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啊，这些文化的细节在哪里？魂儿在哪里？不在明亮宽敞的广场，不在高楼大厦，就在这看似破烂的老街老巷里，在这些的砖砖缝缝里。苏老师叫苏湘鄂，没长我几岁，教过我广告设计，擅水粉、好古董，时有高论。他家就在前街，前街挨着后街，距离不过百米。因而我常常是在下班之后就去找他，有时候是他来喊我（我是忠实听众），然后就一起在夕阳的余晖里，与某条老街结伴而行，一个侃侃而谈，一个东张西望；往往就为了某块瓦当的年代，某个屋檐的雕刻图案在那里争论不休，一条百十米的小巷子，来来回回遛无数遍也不嫌烦。大前天我整理书橱，翻出来早先吴亮的《老上海》，黄爱东西的《老广州》，猛然就想起了苏老师，想起那些我、或我们遛达过的，现已消失了的那些老街老巷的角角落落，那些一眼扎进去就再难抠出眼珠的细节，居然像咀嚼臭豆腐干儿一样，越咀嚼越香，恨不得马上也写出一本《老襄阳》来。——前街、后街、跨鹤楼（吕洞宾飞升处）遗址、磁器街、教门街、古井巷、鸡窝巷、陈老巷、官码头……夕阳洒在街头，灰色斑驳的老墙爬着藤藤，门口坐着大爷，房顶上暖色高翘的封火墙，重重叠叠的黑屋瓦，多么安闲的一幅幅风俗画啊，如木刻、如水墨。但是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它和诗意江南的水墨街巷有着明显不同，也与北京的胡同相区别，却又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它们的“不同”和“区别”来。因为那不是简单的房子高矮问题，不是巷子的宽和窄、曲和直的问题，跟建筑风格也无太关系，是味道，是一种在其他地方绝对感受不到的——襄阳的味道！很独特的，就像襄阳的黄酒和牛油面，只能是襄阳的味道。除了襄阳，找遍天下也没有。书法家王树人先生一辈子离不开的，就是这味道！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江边的鹿角门吃一碗牛油面，喝碗黄酒。可他是省人大的代表，省人大代表每年要去武汉开几天会，那几天他总是要在会上打呵欠，困瞌睡。他要喝襄阳的黄酒呀，吃襄阳的牛油面呀，武汉没有。

我时时想，一种独特味道，也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特有气场吧，这气场看不见，却和空气一样存在着，城市的历史越悠久，文化底蕴越深厚，气场就越大，吸引力也就越强劲。孟浩然、李白、皮日休、习凿齿、诸葛亮、米芾、宋玉、张继、庞德公……不举了吧，在浩瀚的时间的长河里，在襄阳几千年的历史上，又有多少著名的人物没来过、居住过襄阳呢？他们就是在这些古老的巷子里饮酒、歌咏，他们为襄阳的繁华所折服，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和书画，为襄阳的曾经留下见证。因此，当你流连在这样的老巷子里，你不可能不想到这座城市的过往，不想到那些已经远去的历史人物。一条巷子是一个朝代，另一条巷子又是一个朝代，很有可能，你一只脚刚刚还踏在西汉的门槛，另一只脚就迈上了东汉的台阶，走着走着，三国两晋唐宋元明及至清朝民国就被你一路走过来了，一朝一代的大戏就在这里开演了，那么精彩，看得你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实与岁月的交织、混杂，你会感到很迷茫，分不清今夕何夕。一次我溜达在五显庙，忽听得身后一阵咿咿呀呀，回头就见一圆门洞里有票友身着戏装，正一招一式地唱《西厢》：“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有高吟者，应怜长叹人……”是一个幽幽细长的女子。天已经麻黑了，巷子里没路灯，恍惚间，觉得像梦游似的，就踏进了哪一扇门，那女子真就是从元杂剧里走来的崔莺莺。

但是老樊城这一带的圆门洞实在有很多，三步移景，古韵深藏，有时候，那里面上演的就不一定是《西厢》了，你看到的也不是崔莺莺，没准就是名震天下的米芾米疯子，俗称米颠——一个晃晃悠悠眉目含糊的哥们儿，在那里焚香作揖拜石头。苏老师也爱石头，他把从汉江里淘来的石头都刻上两个字：米石。稀奇古怪米石，也和米颠一样颠三倒四。但我那时候更迷的是米字。有个时期逮住星期天我就往米公祠跑，沿着江边穿街过巷，走二三里路，就为看一眼米芾的字。上世纪80年代市面上米芾字帖不是很全，现在也不全，有些只在米公祠里的碑上有。祠堂院子里住着一位老人，煤炉子总是冒黑烟，老人就打黑烟的后面朝我走过来，收游览券（广播电台办公室有不少这样的游览券，我每回来就拿一张）。后来来的回数多了，券就不收了，是人熟了。我知道了他就是米芾的二十七代孙，米高秦。后来我又在祠里认识了米芾的二十八代孙，书画家米克勤。从宋朝的襄阳到今日的襄阳，从米芾、米友仁到米高秦、米克勤，这是一条炎黄子孙的生命的脉线，又是一条文化的墨线，一同在襄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绵延了数百年。每每看米高秦老人在我跟前拓米字碑帖，心里就有了一种感动，就觉得文化的守望，实在是一代一代生命的投入，也是生命的福祉，在血肉之躯化为尘埃之后，文化——就是他们留在大地上的记忆。

三

我是无意中碰到柜子城的。先前我并不知道樊城还有一个柜子城。先前如果有人问我襄樊市城墙哪儿最老啊，我会说，夫人城呀，明朝的！可樊城这个柜子城是宋时建筑，一千多年了！真是运气，在那么些腥风血雨朝代更迭里没被刨了去。事实上，无论老樊城还是老襄阳城，其真正的原始城墙都在2000年以上，都毁了，筑筑毁毁是历史的特点，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筑毁之后的重修，重修之后，又历经无数战乱而侥幸残存的遗迹。就这也了不得，明也好宋也好，秦时明月汉时关，能修行几百上千年，虽千疮百孔而不死，它也就修成神器了，成了这个古老城市的镇城之器！

在澳门时，导游告诉我，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镇城之门，靠哪吒庙的那一段土城墙也说是镇城之墙，郑家大屋、卢家大屋是镇城之屋……一个弹丸澳门，这样的镇城之器何其多！襄阳无论个儿头、岁数、还是所经历的天翻地覆潮起潮涌的大事件，当称得起爷字辈儿，照说襄阳的“镇城之器”比澳门要多多了。事实上也是多多了，但保留下来的却不是很多。所以我说柜子城能苟活到今天是它运气，今天的我们能看到柜子城也算是我们的运气。要说一点儿也不难找，它就在米公祠北门后，一截大约6米高，10多米宽的土墙，上面长满杂乱灌木，所谓断壁残垣是也。记得当时米高秦老人指给我看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意外就这么样一堵乱垮垮的土墙，竟然就吸纳了无尽岁月，隐藏了无尽岁月，隐藏得只差把它自己也给遗忘了，遗忘在了时间的某个角落里。我敢说，就今天，即便是老襄阳人，能知道它的也没有几个人。其实，我还真希望它永远都处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里，因为被遗忘，而得以保全；哪怕被遗忘，只要还在着，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腰杆子就能挺直，格外有底气。

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桩公案。市政府为修沿江大道，用推土机把老樊城的古城墙给推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焦点访谈》也来采访，推波助澜，一时间“保护”与“建设”的争吵、讨论的声浪甚嚣尘上。有人学建国之初梁思成痛哭流涕上书的例子，去上书市政府，希望能对樊城仅存的一处明清老城墙“刀下留人”，网开一面；但是从设计图上看，古城墙就在沿江大道的正中间，挡住道了，不推不行呀，不推沿江大道就要拐个弯，不方便，也缺少了现代化城市的气魄，于是挥泪斩马谡，拆掉了。还顺带把江边的老街老巷子也拆掉了好大一部分。那些老街老巷也实在是太老了，破的不成样子，若不去拆掉，它会永远地破在那里，和现代光鲜的城市极不匹配，有碍观瞻。但为此市政府也落下了骂名。就像林徽因当年大骂主管北京市文化文物的副市长吴晗。可骂有什么用？那是1999年，1999年全国都在突飞猛进搞城市现代化建设，马上就要迈进2000年了呀，只争朝夕，谁也不肯落后。北京、上海、广州领风气之先，上行下效，摧枯拉朽，不是嚷嚷着上海已经是第二个纽约了吗？那时候，谁都想一夜之间就把汉江两岸建成上海滩，把沿江的街道都建成南京路。一句话，文化遭遇到经济就像是老百姓碰见了皇上，得山呼万岁赶紧让路，不然的话，无疑螳臂当车，滚滚的车轱辘会碾碎你。“软实力”提法真是形象，毕竟是“软的”，不能和“硬的”拼。

写文章不能带情绪，但很难控制住，写着写着情绪就来了，尽管这情绪往往多余。

陈启文先生不是建筑学家，也不是北京人，但他以一个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对老北京的“拆”与“建”，表达了他极有洞见的思考。他说他绝不一味反对拆，重要的是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元气给掏空了”，“断了它的血脉”；“建呢，也不纯粹是为了海拔高度”。这实际是一种务实态度，也是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培养的平和心态，更是一个城市建设的精神境界。它既不属道的“无为”，也非儒的“中庸”，每个时代都必然会留下它特有的印痕，一旦时机成熟，该拆的一定要拆。比如说我曾在后街上住过的那幢木楼，朽了，摇摇欲坠了，不该拆吗？苏老师在前街住的那几间泥墙黑瓦的老屋（房管局的），半夜里要方便，还得往江边的旱厕跑。别人都在高楼里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唯独你还在连个卫生间、下水道也没有的阴暗潮湿的蜗居里别扭着，心里能好受吗？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安得广厦千万间，要提高城市能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他不得不考虑，不着急。但是拆，也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拆，要有大局观，历史观，不能只顾眼前的GDP，只顾形象光鲜好看——要有保护，有恢复性地拆，而不是不破不立摧城拔寨一扫而光。只有这样，一个站起来的现代化城市才是有人气的城市，是人生活的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才会有内容，有厚度，有根基；才会元气充沛，血脉绵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面子”而把“里子”都搞丢了，把魂儿丢了，穿了洋装就不晓得自己祖宗是谁了，那他一定站立不稳。

我是个喜欢幻想的人，老想着假若老樊城的九街十八巷没被毁掉，沿江一带明清时期的古城墙没毁掉，朝圣门、迎旭门、公馆门、会通门等九大城门都还在，哪一天也能像天津改造修复老道外旧街区一样，在提高城市功能的基础上整旧如旧之后，和现在襄阳的古城墙隔江相望，那该是一派什么景象！冯骥才先生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崇拜的人，因为有了他，天津，才成为了今日之天津，一座既是现代化的，又充满人文厚度、有来历、有着悠远呼应能力的天津。当然，那是有着万千万千的难度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自然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说冯先生为修复一栋古建筑，花了有十栋建筑的钱，消耗了国家大量财富。就像1991年我们重修襄阳老北街，也是有不同声音的，也是说那不值得，说花的钱也要造出几个新北街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现在看来，冯先生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整修北街无疑也是正确的。尽管有人骂它是假古董。可即便是假，也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假，也是一段实际存在的、时间意义上的纵深记忆。如果没有了这个记忆，没有现在的老北街，以及北街上的单家祠堂，牌坊、昭明台，仅仅一圈的古城墙，襄阳城将会单薄很多。有好几次我接待外地的学者、作家，他们都对襄阳城的城市文化建设赞不绝口，都说襄阳城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韵味，现代高楼和古典建筑各具千秋，有参差，却不矛盾，既明亮又有蕴含，与人有对应感，亲近感，是一花一叶的关情，人还没离开，就有了留恋。据说，不久襄阳将还要改造古城内街，修复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的东门、西门和南门，那将是襄阳城建史上的又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福荫后世百代子孙的大事件。

四

“望襄阳，望襄阳，襄阳有一条清澈的江，江中月儿水涟涟，水波里涌出的影子，是古城墙……”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这首歌词，像民谣，如此美丽，它拨动了我的心弦，一读成诵。襄阳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一个秀美又不失丰厚的人文底蕴的城市。襄阳的山虽然不高，但一条浩浩荡荡穿城而过的汉江却足够气派、足够大，她让襄阳人充满豪气；并且以她特有的水质（唯一没被污染的大江），以她“中国多瑙河”的美誉，令全国所有的江河（包括黄河和长江）在她面前都大为逊色。可以说，这一江春水，就是上天赐予襄阳人的天堂！掐指算算，我也很荣幸地喝了30多年的汉江水了，不知不觉就在这个天堂里生活了有30多年；我在她南岸的襄城读书，在北岸的樊城恋爱、生子，真是福气。后来因工作调动又到了襄城，而家还在樊城，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在两城之间来回往返，走前进路，到大庆西路、解放路，过汉江大桥。大桥很高，哪怕冬天，骑上去也是一身臭汗。然后就是眺望，一江“鸭头绿”的大水就从桥下无声地向东涌去，向东，一眼望不到边。有时也会有孔子站在黄河、庄子面对濠水的些许感受涌进心底，也不过是一闪而过，更多的还是她静水深流，从不张扬的深沉性格对我入骨浸染。我一直觉得，襄阳古城含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和幽邃，暗含了无数的汉文化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就来自汉江。

我现在的住处离汉江不到300米远，就在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的老龙堤下。因而一来了外地朋友，若出去逛风景，古隆中、鹿门山、习家池、米公祠那是一定要去的，但首选的，还是先到“大堤头”上看看汉江。我有一个经验，只要是没来过襄阳的朋友，往往一家伙就把他们给镇住了。他们大都听说过汉江的水好，但想不到会这么好；都知道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没想到有这么大，这般清澈、幽碧、宽阔。我很享受朋友们被镇住的感觉，就在他们被惊讶得张开嘴巴说不出话的时候，我暗自得意。然后是登临古城墙，上夫人城，去遥望在唐诗宋词里早就熟悉的岘山和万山，体验接天连云浩浩江流扑面撞怀的那种劲道和豪迈。这时候不用我说，他们自然就理解了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并不夸张，而曾巩的“万山临汉皋，峰岭披秀发”，张九龄“宛宛樊城岸，悠悠汉水波”又实在是写得老实本分。但这些古人都是那么可爱，虽然他们与我们相隔有几百上千年，可城墙汉水依旧，日月依旧，此时此刻，他们也仿佛依旧在我们的眼前磨墨展纸，把酒问天，因为他们的那些诗句就是站在岘山和万山写的。当然，站在这里最令人震撼的还是韩夫人，或者说，只有你的双脚踏在了夫人城上，你才能感受到襄阳这地方的确有种亦文能武的非凡气象，感受到韩夫人御强敌于城墙之下、波涛之中的那种大河低吼，厮杀震天，金戈铁马势崩雷电的巾帼气概。历史的襄阳是南北交通要冲，战略要地，有记载的大的战争就有百余场，小的不见史籍的战争怕有无数。但几千年来人类前行的历史最终只能是文化史、文明史（古城墙便是证明）。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其终极意义绝不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我非常相信这话。眼前的襄阳，甚或到千年之后能够供人回望的，必然、也只能是一座文化的襄阳！

汉江边一直有放孔明灯的习俗，源于何时不详。就像吃粽子划龙舟是因为屈原，一放孔明灯就想起了诸葛亮。这位“三代下一人”的诸葛，宁静致远的诸葛，是百姓心中智慧的象征，现在更是古老襄阳的文化品牌。——大红灯笼似的孔明灯，红彤彤的喜庆祥瑞，我偶尔遇到了，也会去放一盏，我当它是缘分；若是和朋友们一起遇到了，就放它一堆。尤其在夜晚，看那些灯们热热闹闹儿，随江风气流飞向空中，再慢慢散开，心里就会涌动、升腾起一种美好的向往和张力……是祭奠、祝福、还是希冀？似乎都有也似乎都没有。但由此我却深深地体悟到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和承传的自觉，一代一代如生命的潮汐奔涌不绝，有些即便已隐藏于最深邃的浩瀚岁月，人们也一样可以用一种智慧的形式（如习俗），去穿越时光隧道，去想象、守望、聆听，以感悟它历史的启示。因此，每当我仰望着一盏盏孔明灯渐渐飘远，又有一盏盏冉冉升起来，远远近近灿若群星闪耀在汉江之上时，我反而就有了某种警醒，往往暗自心惊，再回头一瞥，就觉得那些繁星般的孔明灯，无疑是一双双熠熠闪亮的远年文化的眼睛，正在夜的高空默默地注视着今日的襄阳呢！

201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