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政治中心和国防重心北移，经济重心东南移。开国之后，百废待兴。到明成祖时（1403年—1423年），国势日强，但出于政治需要，忙于“高筑墙（修长城防胡人）”，营北京，修武当（出于巩固朱棣帝位的需要），没想到长、木二渠这样的地方工程上来。而且，长、木二渠在此时并未完全湮废。到英宗时，瓦刺犯境，北部边防危急，顾不上国内建设。此时，长、木二渠完全湮废，也正是此时，遇到气候寒冷干旱的周期。1427年，湖广、河南、陕西等地大范围干旱。1433年春夏无雨，二麦不实。1438年天时亢旱，禾田龟裂。1446年湖广亢旱，禾稻枯焦。接二连三的大旱，致这一带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明宪宗继位不久，就暴发了荆襄流民起义，起义领袖刘千斤在南漳被俘遇害。不久，荆襄流民再起。两次起义，前后达10年之久。明朝官府最后开放房县禁区，设立郧阳府以安置流民。采取移民办法，虽将此事平息，但失去了修复白起渠的机会。经过20年的喘息，有力量修渠了，又遇到朱厚熄（嘉靖皇帝）从钟祥进京继位，大兴土木，集数省钱粮为其父母在钟祥修陵墓（显陵）。宜城地方官修驿站，护驾修陵墓出工都顾不及，更无暇顾及修白起渠了，致使白起渠湮废日久。明末农民起义，灌区境内农民附义参加，人口大减。明朝276年间，终未修过长、木二渠。

清朝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宜城境内人口稀少，仅有1007户，3273人。经过清初40年的生息，历康熙、乾（隆）、嘉（庆）至咸丰九年，宜城人口已增至4.8万户，29.3万人。为谋生计，宜城境内大力垦荒，多处湖泊（宜城县境古有12个较大湖泊）和陂塘（即古长、木二渠沿线陂渠串连的“结瓜”工程）于此时多被围垦。大部山林被毁。在人口剧增的压力下，复修白起渠一事，被重新提到官府议事日程中。

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宜城县土民王载、鲁桂元、邱映甲、王凤岐、冯渥、杨尚讦等会同南漳士民朱价潘、余在田、戴松、陈之荣、张鳌、童漳等在宜城、南漳二县县令支持下，联名向湖广、襄阳二府呈请复修白起渠。武安镇首士苏光德、马自兴、朱浑烈、罗瑛、卫士林等以“断水妨商”为由，亦通禀湖广、襄阳二府。湖广督宪委派湖北安襄郧荆兵部道兼水利事务王正常督同南、宜二县令会勘之时，武安镇商人贿通王正常。王正常以“坎高河底，有害无利”之由，向督宪潘宪常面呈“该渠不可疏凿”。次年春（嘉庆十三年孟春），督宪潘宪常即将宜城士民王载等控词注销，并批示指令南宜二县出示晓谕，“毋再妄逞意见，混讼扰累”。

咸丰九年（1859年），宜城士民再次请修白起渠，沿渠线百姓在首士黄金海带领下，沿古渠线开挖。武安镇商人速以宜城士民擅挖白起渠为由，向湖广、襄阳二府控告。湘广督宪潘宪严派员驰往南漳、宜城二县查办开挖沟渠情形，以黄金海等“不遵示禁，擅自聚众兴工，越境强挖之罪，”拘押襄阳府查办。对宜城县令袁秉亮，以“地方重要事件，一味玩泄，实属办理不善”为由，撤任。咸丰年间倡修白起渠之事，再度无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宜城县令杨文勋鉴于历史上多次请修，因武安镇商人恐断水妨商之顾虑，主动与南漳县令交涉，提出改变白起渠渠首位置，只闸清凉河不闸蛮河，修一条自武安镇至小河的车马路等变通补偿的办法，恳请同意修复。杨文勋在与南漳县令交涉时说：“今敝县思立两便之法，……路与渠并修……闸清凉河不闸县河”。并主动表明态度：“我邑愿先资助贰千串，倘渠通获利后，当禀委武镇司兼理沟渠事务，每岁上稞贰佰石，以资律贴，永著为例”。其时，又派县役宋瀛海等查勘路线，拟定计划，呈南漳县令、武安镇绅首阅示。杨文勋虽两度与南漳县令、武安镇绅首会商交涉，也未能化解地域间的利害冲突矛盾。次年（1906年），杨文勋调离宜城，修渠事宜再无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