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速统一，历史价值显著

公元前279年，秦国名将白起率军伐楚，“以水代兵，凿渠引水”，以极小的代价攻破楚国陪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水经注》记 “洪水溃城西，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公元前278年，又克楚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焚毁夷陵，重创楚军主力的大规模作战，秦置郢为南郡，史称鄢郢之战。此战进一步打击和消弱了楚国的实力，三分之一国土被秦收入囊中，从此楚国更加衰弱，无力和秦国争雄，加快了秦国统一六国步伐。

二、历史悠久，文化价值巨大

一是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一座始为军事工事、后为灌渠的水利工程，历时2297年而不废弃，经勘探考证，古时干渠的路线与现在的干渠路线大体一致，它与其他不朽的古建筑一样具有重大文物价值。

更为惊喜的是，文物部门也在长渠灌区发现了多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群。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安乐堰、楚皇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临沮城、张公祠、长渠白起碑阁），还有星罗棋布的古遗迹（陶家塔、东棚、谢家坡、袁家湾、杨家河等）。长渠灌区文化遗迹不仅面积大，而且文化堆积层厚，说明历史上分布着人口密集的大型聚落。

出土文物方面也屡屡有重大发现。比如：1956年兴修白起渠安乐堰时，出土的春秋时期国宝级铭文青铜器“蔡候朱之缶”；2000年在武安镇赵家营村川庙山出土的110余件东周时期文物，其中青铜器、玉器20余件；2016年武安镇申家咀出土的东周至汉代时期文物达300余件以及记载着民国年间蛮河最大一次洪水过程的蛮河水文碑等。

值得一提的是，后人为感念白起开渠的功德，曾在干渠五里一碑，十里一庙，留下众多纪念建筑。这些庙宇和碑刻虽然大多毁于历代的战火，但也幸存下来的众多文物。比如：唐代时为纪念白起修建的白马庙、元大德年间“重修武安灵溪堰记”残碑、清代嘉庆年间“奉承宪禁”残碑等。

不断出土的流域内文物以及长渠现存的古“陂渠”等众多实证与长渠漫长的发展史，为荆楚地区楚文化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实物证据，对我们研究长渠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长渠兴水利民的2297年里，吸引了许多政治家、文学家及有识之士前来，或观光考察，或献计献策，或亲力亲为，留下了众多的诗词歌赋、案头文章。精品甚多，不少堪称不朽之作。比较出名的有：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所著《襄州宜城县长渠记》；欧阳修的《灵溪堰》;宋代翰林学士郑獬的《襄州宜城县木渠记》；元代何文渊的《重修武安灵溪二堰记》等。当然最脍炙人口，堪称千古绝唱的就要属唐朝著名诗人胡曾的《咏长渠》了。不仅如此，历代的志书，如《宋史·河渠志》、《大元大一统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以及《湖北通志》、《襄阳府志》、《南漳县志》都有详细记载。至于近现代文人雅士，以白起渠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比如：石泉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黎沛虹的《临江仙•咏长渠》、庹先沮的《荆风楚韵》等等。

这些历史文献记载内容丰富，为我们研究长渠发展历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应该说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

随着对白起渠文化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它还涉及宗教文化的研究。据《湖北下荆南道志》记载：在元代，白起渠曾因灌区“足食甘饮”、“余粟散于四方”，而被朝廷将其划属为大护国寺的固定产业，租课作为该寺院活动经费。因此它对于我们研究当年官方宗教，如大护国寺的规模、人员、后勤供应以及研究元朝皇室与宗教的关系等都具有一定的帮助。